第三天，暴雪终于停了下来。

沙城的日出比较晚，七点钟的时候外面还是灰茫茫的一片。

酒店房间的窗帘没有拉开，玻璃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，从里面往外看，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。

格里芬坐在地毯上，一整晚都没有动过。

他今年五十岁左右了，做了二十年的介入治疗，写了四本书，带了三十多个徒弟，在国际会议的圆桌前坐第一排的时间，比在座的许多人的行医时间都要长。

一辈子熬夜的次数，他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但是那些夜晚，都是为了手术，以及那些疑难杂症的病人。

昨天晚上的夜晚很不一般。

一闭上眼睛就会出现停电的手术室。

幽绿色的应急灯，台面上的女人已经流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，还有一个瘦小的年轻人在旁边，手不停地动着。

不能将画面分割开来。

一个做了二十二年介入的人，见到血流的变化时，第一反应应该是判断机制。

但是那天晚上，他站在观察窗外面，不论如何，也不能给自己编造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出来。

他曾经试着用自己最熟悉的方法来推。

静脉丛出血的特点为低压力，大流量，并且还没有一条主要的大血管。

一般的方法就是用纱布包扎止血，让血液自然凝固后再拆开，但是这位患者已经没有可以凝固的血液了。

根据他的算法，那位女士存活的可能性低于百分之五。

但是现在人还活着，孩子也还活着，并且创面在九十分钟后仍然保持干燥的状态。

格里芬将腿上放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

上面是他自己抄写的一些内容。

第一针的位置，第二针的位置，第三针比第二针晚了多少秒，他哪怕很吃力也记不住，因为他在外面，隔着一层玻璃，很多动作都要靠推测。

看了一会儿之后，拿起笔来在下面写了一行字。

写完之后就把笔放下了，然后坐了好久。

凌晨五点多的时候，他就给拉塞尔发送了一封邮件。

这封邮件很短，第一句话就说明了问题。

邮件中，格里芬明确表示，他不想再讨论这篇稿件能不能发表了。

现在他要谈的事情是发生在沙城的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用一篇稿件可以容纳得了的了。

让拉塞尔直接去向主编申请出版特刊。

一篇不行，要一本书。

发完邮件不到四十分钟，拉塞尔就打来电话。

拉塞尔在电话里沉默了大约半分钟之后才问道：“你确定自己在写的东西是正确的吗？”

格里芬说：“我确定。”

拉塞尔问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把一本医学杂志的第一版留给一个来自县城诊所的中医，并且我们自己也写不出机制。”

格里芬说：“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格里芬又说了一句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不能写出机制的原因就是我们手里只有一把尺子。但是这个人手中还有另一把尺子。

我们要做的并不是拿自己的那把尺子去衡量他的尺子，而是先把他的尺子上的刻度记录下来。即使抄不全，也得先抄。”

拉塞尔在电话里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