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砚之回到营地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

晨操刚结束，士兵们三三两两坐在帐篷外面擦枪。三八式步枪的枪栓被拉得哗啦响，在晨风里听上去格外脆。伙夫挑着担子从营门口进来，一头是米饭，一头是咸菜。饭香混着枪油的味道，是沈砚之闻了十几年的味道。

他翻身下马，把缰绳扔给马夫，径直往指挥部走。指挥部是几间借来的民房，堂屋里挂着地图，八仙桌上摊着各营的报表。参谋长赵振国已经在等了，手里拿着一份电报。

“武汉来的。”赵振国把电报递给他。

沈砚之接过来，扫了一眼。汪兆铭的电报措辞比蒋介石温和得多，大意是：国共合作是总理遗训，北伐尚未成功，革命阵营不能分裂。武汉方面坚持“党权高于一切”，要求南京取消“非法”的中央党部，各方回武汉召开四中全会解决争端。电报最后说——“望沈将军以革命大局为重，赴汉共商国是。”

沈砚之把两封电报并排放在桌上。蒋介石的措辞硬，汪兆铭的措辞软。一个要他去南京表态，一个要他去武汉表态。一个逼，一个拉。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可目的都一样——要他站队。

赵振国在旁边看了半天。“司令，两边都在催，拖不过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咱们的补给快见底了。弹药还够打一场仗，粮食撑不过这个月底。军饷欠了三个月，士兵们嘴上不说，可心里都有一本账。”赵振国顿了一下，“南京那边管着军需总站，武汉那边管着长江航运。哪边卡一下，咱们都得饿肚子。”

沈砚之坐在八仙桌后面的椅子上，点了一根烟。他抽烟不多，可这几天抽得凶。烟雾在堂屋里散开，混着旧纸和霉味。他抽了两口，把烟掐灭在桌角上。

“赵参谋长。你说，咱们这支部队，从山海关出来的时候多少人？”

“三千出头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算上补充的新兵，不到两万。”

“两万。”沈砚之重复了一遍，“从三千到两万，死了多少人？”

赵振国沉默了。

“我算过。”沈砚之站起来，走到地图前面。地图上画着北伐的路线，红色箭头从广东一路往北，穿过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。每条箭头旁边都密密麻麻标注着战斗的地点和日期。他伸手点了一个位置——汀泗桥。

“汀泗桥，咱们死了四百多。贺胜桥，死了三百多。武昌围城，程振邦死了，还死了六百。南昌，又是四百多。”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，“从广东出发的时候，全师满编，八千多人。打到南昌，剩下不到五千。补充的新兵都是江西本地招的，没打过仗。一听见炮响就往后退。”

他转过身来看着赵振国。“这支部队现在不能打仗。需要休整、训练、补充。可南京和武汉都在催我表态。表了态，就得选边站。选了边，就得替那边打仗。打谁？打对面那半边。都是北伐军。都是青天白日旗。”

赵振国没吭声。

沈砚之走回桌前，把那两封电报拿起来，对折，又对折，塞进自己军装口袋里。“回电。南京的、武汉的，都回。内容一样——‘南昌新定，部队亟待整训。待整编完成，再议其他。’”

“这……”赵振国犹豫了一下，“两边都不会满意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都不满意。”沈砚之拿起桌上的军帽扣在头上，“传令下去。明日开始，全师整训。政治课天天上，军事操天天练。谁都不许出营门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去南京，也不准去武汉。有违令者——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有违令者，军法处置。”

命令传下去之后，营地里安静了几天。士兵们照常出操、上课、擦枪。可底下的军官们不安静了。几个团长、营长私下里议论纷纷，有人觉得沈司令做得对，不该掺和上面的争权夺利；有人觉得这是自寻死路，得罪了两边，以后补给军饷找谁要？议论归议论，没人敢当面跟沈砚之说。

第五天，出了事。

三团团长王世忠跑了。

王世忠是湖南人，跟着沈砚之从护国战争打过来的。这人打仗勇敢，可心眼活泛。三天前他带着团部几个人说是去城里采买药品，出了营门就没回来。卫兵追出去问，他说去去就回。结果第二天，有人从南京捎回一封信，是王世忠写的，说他已经到南京了，蒋介石总司令任命他为独立旅旅长，让三团的弟兄们愿意跟他走的，都去南京找他。

这封信在营地里炸了锅。

沈砚之把信看了两遍，放在桌上。赵振国站在旁边，脸色铁青。

“司令，王世忠这是叛变。要追回来吗？”

“追？”沈砚之摇了摇头，“他既然想走，追回来也没用。心不在了，留人留不住。”